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一周年 贾康:征收遗产税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6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满一周年。  去年此时,该《意见》正式发布,其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这一年来,关于“共同富裕”的话题在全社会引发了广泛讨论。  近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贾康与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导苏京春合著出版了《共同富裕:“先富共富”的中国梦》,书中指出,当前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由“先富”向“共富”的阶段性转换显得愈发追切,并且转换时机和条件也已趋于成熟。  6月7日,在接受时代财经专访时,贾康从疫情下如何使用财税手段刺激经济,谈到了如何利用财税手段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  贾康指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退税减税约2.5万亿,叠加近日国常会推出的一揽子措施中增加了1400多亿元退税,使得全年退减税总量达2.64万亿元。当中的留抵退税约1.64万亿元,能够实实在在直达企业,改善企业现金流。  “至于一些经营较为困难的企业,没有收入,那就要从救济的途径辅助它们,比如暂缓交纳房租款,提供财政贴息的优惠贷款。”贾康补充道。  贾康称,赋予地方政府与履职相应的财权,加快构建地方税体系,适度向地方政府下放部分财权,使其未来享有必要的税种选择权、税率调整权、地方税收政策制定权。  贾康提出,像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遗产和赠与税,这几种直接税要特别纳入改革“啃硬骨头”攻坚克难的议事日程,“正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可积极考虑加入国家相关直接税改革等试点范围。”  除了税收体制改革,贾康还提到,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社会贫富差距逐渐增大,加之有经济转轨过程中尚未理顺的社会机制障碍,如户籍制度,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集聚于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问题,需要正视。 未来或有33项措施的配套政策出台  时代财经:疫情冲击之下,帮助企业度过难关,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近日国常会推出的一揽子措施,包括增加退税1400多亿元,全年退减税总量2.64万亿元,是否在重启2020年的纾困政策?  贾康:当前的一揽子政策与2020年纾困政策是有一定的延续性。根据情况,后续还有加码。例如,1400多亿退税是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定的退税减税约2.5万亿的规模上增加的,使得全年退税总量达到了2.64万亿的规模。  其中留抵退税1.64万亿元,退税资金全部直达企业。留抵退税就是把增值税未抵扣完的税额退还给纳税人,简单说,增值税的进项抵扣大于它的后面销项抵扣形成的留抵退税额,退到企业手里是实实在在的可用资金,能直接改善现金流。  税收优惠只是很多项政策里的一项,33项措施出台以后,可能后面还会有实施细则出台,在各个方面进一步优化,因为一揽子政策需要做好相关配套才能充分落实。  至于一些经营较为困难的企业,甚至没有收入就无所谓税收减免的问题,那就要从救济的途径辅助它们,比如说小微企业,需要给它们应交的房租款暂缓交纳,给它们提供财政贴息的优惠贷款,让它们能够生存下来。  提高直接税比重  时代财经:你提到,要将税收制度的改革置于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的大背景之中来考虑,从中长期来看,还有哪些其他税种开征以补给财政?  贾康:我国现有不到20种税,要特别注意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当前直接税的种类比较少,像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遗产和赠与税,这几种直接税要特别纳入改革“啃硬骨头”攻坚克难的议事日程。  在个人所得税上,要优化征收模式,在工薪所得与其他收人综合的基础上,简化超额累进的税率档次,拉大低档间距,降低低档税率和最高边际税率,纳人部分非劳动收人,更好地体现量能负担原则。  此外,还要研究开征赠与税和遗产税。征收遗产税会有利于从完善税制的角度阻止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结合各税种特点来看,开征遗产税可以把财产所有人生前的不透明收人也纳入其中,从而弥补个人所得税调节功能的不足。   时代财经:能谈一下如何推进财税改革和配套改革吗?  贾康:首先,优化调整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这就要理顺政府间事权与财权配置关系,中央政府在认真履行好自身职责基础上,合理适度上收一部分事权,以减轻地方政府的负担。  第二,赋予地方政府与履职相应的财权,加快构建地方税体系。在合理上收部分事权的同时,中央应适度向地方政府下放部分财权,使地方政府享有某些必要的税率调整权、地方税收政策制定权和某些税种的选择权。  具体而言,在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可考虑通过深化资源税、环境保护税等税制改革,培植地方税主体税种,健全和完善地方税体系。  时代财经:你在书中提到,直接税改革和构建“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是中国今后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操作性始发环节。请问对“现行示范区”建设有何具体建议?  贾康:共同富裕先行先试示范区,更应积极探索财政转移支付如何切实发挥作用,互助共济的基本社会保障如何实现,多样化机制如何构建及实施等。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托底手段之一是税收改革。  在推动收入分配改革攻坚克难方面,应当有紧迫感。正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可积极考虑加入国家相关直接税改革等试点范围。  浙江省委十四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居民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双倍增计划,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先行示范。在此方面,可结合直接税的改革空间,更加积极地探讨推进相关制度安排与政策创新。  2022年4月10日《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决策层更在此前改革举措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初次分配规则和过程公平性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仍十分有必要花大力气继续营造更加公平公正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  户籍改革分步走  时代财经:你提到要实现共同富裕,要建立一些推进的配套制度,其中包括建立全社会收入分配预警机制。疫情导致不少人收入锐减,同时也加速了数字经济、大数据的发展,建立相关配套机制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贾康:造成居民收人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除了通过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进行调控之外,还要在“问题导向”下有针对性地推进与收入分配制度机制相关的配套改革。  建立相关配套制度不只是时机的问题,更是决策层和管理部门始终要有上午一种预警意识。比如说决策层注意到在疫情冲击之下,很多社会成员生活困难,低收入阶层怎么样得到必要的救助,这就是所谓从预警到采取措施,要关注社会全面的收入分布情况,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困难情况。  时代财经:你在书中提到,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贫富差距逐渐增大,加之有经济转轨过程中尚未理顺的社会机制障碍,如户籍制度,如何破除?  贾康:现在户籍改革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要达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的,即所有的社会成员最终不要再区分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享受一视同仁的公平待遇。这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让农村的广大社会成员更好地一起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待遇,就涉及子女受教育、考大学、自己和家庭成员怎么样享受养老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  户籍制度改革当前存在三大类情形,第一种类型就是户籍在一些能够放开的中小城市要赶快放开。第二种类型就是暂时不能一下子放开的城市要分步做。不能放开的城市,主要是因为供给能力还达不到,地方政府还没有能力达到一视同仁的均等化,那么就得有居住证和积分制度来过渡,让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有盼头,知道经过什么样的努力可以办户口,比如积分制。  第三种类型就是不得不实行最严格户籍管理的一线城市。像北上广深这样压力大的区域,现在还得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未来远景当然也是创造条件取消城乡户籍的二元分治,但这是要经过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才能解决。当前可以借鉴前面第二种类型的打分制度,让大家有一个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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