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早筛企业如雨后春笋 它们的壁垒是什么

癌症早筛的壁垒到底在哪里?   在七月中旬的肿瘤早筛大会上,诺辉健康的董事长兼CEO朱叶青演讲中向台下的同行抛出这个问题。   新一轮的癌症早筛技术从美国起步,中国企业在技术和商业化上快速跟进。由于支付体系、市场竞争环境等因素的不同,中国和美国发展出来了不同的癌症早筛产业生态。对于正在从跟跑到并跑阶段的中国企业,它们与美国企业、与国内同行的竞争中,开发出临床上切实拯救患者的技术才是立足的根本。   中美企业辉映   美国企业率先在癌症早筛的技术上实现了0到1的突破。   2014年,精密科学(Exact Science)的产品Cologuard获得美国药监部门的批准上市。这项产品通过多靶点FIT-DNA技术检测粪便样本,以接近的灵敏度和出色的防漏检能力,更低的价格代替传统肠镜检查。   在这之前,结直肠癌高危人群如果做早期或者癌前病变的筛查,肠镜是仅有的选择。但肠镜筛查的问题在于,其侵入性操作方式,痛苦的肠准备过程以及相对昂贵的价格,很少有人喜欢它。   各个国家的肠癌高风险人群对传统肠镜的依从性都不高,临床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影响的国人对于侵入式的肠镜筛查普遍依从度低。这限制了肠镜作为癌症筛查手段的普及,而国内医院肠镜设备和专门医生的缺乏,也令肠癌筛查的推广进展缓慢。   全球范围来看,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都是高发的癌种。每种癌症的自然病程不尽相同,如肝癌在短短一两年时间内就可能带走患者的生命,结直肠癌从早期腺瘤到致命则可能持续十年之久。   癌症早筛的成就来自于,如果在癌前病变阶段发现,则有望借助一些简单手术消除癌症隐患,比如切除结直肠内的息肉。而这一阶段的手术费用,相对于癌症治疗的费用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精密科学为结直肠癌开启了非侵入式筛查的方式,并藉此实现了商业化的成功。它在美国引领了一波癌症早筛企业的崛起,其中包括使用血液进行多癌种筛查的美国公司Grail(它后被Illumina以80亿美金收购)、Guardant Health、Thrive等公司。   在中国,新技术也激发了创业的热情。在从0到1这个阶段,中国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冲上癌症早筛的赛道。   企查查的数据显示,现在国内探索癌症早筛技术的公司总数超过了两百家。据第一财经的不完全统计,在今年的上半年,至少有15家初创公司获得了风险资本的青睐。   单就结直肠癌单癌种,目前拿到早筛证的只有诺辉健康一家。辅助诊断的企业,中国有艾米森、锐翌等数家公司;提供肝癌LDT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则有泛生子和和瑞基因等;此外还有一开始就涉足多癌种筛查的燃石医学等。   截至目前,已经登陆资本市场的中国公司包括了港交所上市的诺辉健康、燃石医学、纳斯达克的泛生子、以及创业板的艾德生物等数家企业。   中国和美国的癌症早筛产业生态,乃至于整体的创新药物体系有显著的差异。   “美国和欧洲,它们长期投入非常多的人力和资源到疾病的基础机制研究,也更早的系统发现肿瘤发病机制,找到相应的肿瘤标志物(biomarker),因此在这方面有优势。”一家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此前美国企业不管是从事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还是技术产品化程度,都领先于国内企业。   美国的专利保护更加的广泛和严格,这位投资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对于企业意味着,前期的研发投入一旦走通商业化路径,则其专利壁垒足以令很多追随者望而却步,风险资本对于投资“Me Too”类企业也更加谨慎。这一套体系给技术型企业带来的创新红利是非常丰厚的。但这一体系的弊端在于创新性的产品的售价往往高昂,医疗体系负担更重。   国内的医药和器械创新生态则是另一番景象。知识产权保护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而企业善于学习且能快速跟进全球的最新技术动向,并将其落地生根。   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重复性的研究和资源投入,这对于企业意味着残酷的竞争。但这一体系的好处在于,充分的竞争有可能带来产品价格的下降,这对于需要进行癌症早筛的高危人群来说是一种福音。   而且,竞争最终带来更快的技术迭代。朱叶青对记者表示,国内企业在癌症早筛技术上已经不只是在做跟随性的研究,而是开始有能力与欧美企业并跑。   早筛的护城河   “我们不认为简单的用一项技术一个靶点就能够筛查出某一种癌症,尤其是它的癌前病变。”朱叶青在癌症早筛大会上表示。   捕捉人体内癌前病变的信号,是一项大海捞针般的工作。 多组学的技术越来越受到癌症早筛企业的重视。   “一定要用多组学的技术平台,多个维度去观察癌症发展的各个阶段,才能综合判断癌症和癌前病变的发病率。”朱叶青表示,这些多组学的技术包括“开始的蛋白技术到DNA技术,现在比较热的RNA技术,甚至未来的AI技术。”   科学家和企业发现一项技术在科学上有依据,甚至是实验室能够走得通,也还是不够的。难点在于技术的临床验证。对于癌症早筛来说,相应技术需要以前瞻性大规模多中心的注册临床试验,并在临床数据结果上显示“对癌前病变有足够的灵敏度,防漏检的阴性预测值足够高”。   不管是药物的研发,还是器械的开发,临床试验是最容易失败的阶段。从最初概念的提出、到实验通过,最后能得到临床验证的技术,往往百不及一。   临床试验折磨着科学家,消耗着企业的时间,它也是企业的碎钞机。从创立至拿到国家的药监部门的批文,诺辉健康走了七年间,为其结直肠癌早筛产品的研发投入大约7亿人民币;进行多癌种筛查技术开发的燃石医学2021年的研发开支3.6亿元,占其全年营收的七成。   “我认为临床数据是检验一切产品的最终标准。对于我们整个行业来讲,科学有依据、临床能验证是行业的壁垒。”朱叶青表示。   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鼓励创新的制度陆续出台,医药和器械审批标准日益与国际接轨。为避免低端重复性建设和研发开支的浪费,标准越来越强调新技术和药物需要契合尚未得到满足的临床需求。   医生想要癌症早筛产品的检测结果具备明确的临床价值,且有清晰的后续干预手段。肿瘤高危人群想要早筛产品阴性尽可能避免漏检,阳性足够敏感发现癌前病变,并且价格有竞争力。企业需要同时兼顾两项需求,前者考验的是技术和创新能力,后者考验的是以合规为底线的市场化水平。   商业竞争推动技术进步,并带来企业优胜劣汰。在起起伏伏的周期里,技术落后无法合规,临床验证草率,商业化步伐迟缓的企业将最终被淘汰。   “当投资机构发现其标的的商业回报不能弥补研发或商业投入的时候,创业者和投资机构都会在一轮洗牌中了解到,什么样的技术路径和企业是应该回避的,未来重复性的建设就有望更少。”上述风险投资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2020年11月,国家药监局批准了常卫清的癌症早筛产品用于40-74岁结直肠癌高风险人群的筛查。在此前和这之后,一大批企业获得了癌症辅助诊断的批文。他认为,中国现在癌症早筛产业生态,正处于一个转折时期。向上突破,最终靠的是合规的技术。   “很多行业同仁在不断的努力,我们也期待这个行业里不仅仅有常卫清的一张证。”朱叶青表示。   中国高发的癌症每年使数以十万计的病患失去生命,一个蓬勃有竞争活力的早筛产业生态,对于创新型企业,对于大众来说都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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