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盲人作家和他的亘古星河

如果一天早晨,你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躺在床上的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怎么办?如果有一天,你突然被告知自己会完全失明怎么办?   前者是卡夫卡笔下《变形记》里的主人公格里高尔的经历,后者则是“90后”盲人作家吴可彦的真实写照。一个虚幻,一个真实,然而相同的是,突如其来的变故都让原本“正常”的人生蒙上了一定程度的荒诞色彩。   记者第一次见到吴可彦是在第十四届海峡论坛上,他很年轻,戴着黑框眼镜,爱人搀着他的胳膊将他引到台上后,他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黑色的西装让他更显沉静。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谈哲学、谈真理、谈文学、谈写作。谈起“残疾人文学”,他说,残疾人文学是残疾人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而他想加上间隔号,即“残疾-人-文学”,如此一来,“残疾”就变为一种属性,它表示人都是残缺的,人的生存、看法都是有限的。而文学同样有限,被作者能力所限,被社会状态所限。“作家常常削足适履,削足就是一种残疾,不是肢体上的,是精神上的。”   “作家是渺小的,但文学的力量是伟大的。”吴可彦对此确信不疑,“‘文学’应该不断地超越,应该支撑起、扩展开‘残疾-人’,能够支撑起、扩展开‘残疾-人’的文学会成为经典作品,因为无论什么时代的人类都需要这样的文学。”   说这话时,吴可彦好似坐在一片黑暗中,背后却是亘古星河。   少年可彦的烦恼   为什么苹果会自己变色,半小时前是红色,半小时后就成了绿色?目睹这种奇怪的现象时,吴可彦还在读小学六年级,然而这是他眼中的真实世界。   不仅如此,吴可彦有很多想不通的问题。为什么自己的球技突然退步了,踢球时,抬头看不见球,低头看球就瞥不见身边的人?为什么骑车上下学时,明明注意交通,却总是发生碰撞?为什么光线只要稍微暗一点,自己就陷入一片黑暗?   “我说了很多次,但家人都不信。大概持续了一年,经过我的反复验证和强调,13岁去医院检查时,我确诊了视网膜色素变性。当时医生说得很清楚,我的视力会逐渐下降,视野会逐渐缩小,直至完全失明。”   已过而立的吴可彦能非常淡定地跟记者叙说过往,然而,少年吴可彦的学习和生活却深受影响。   起初只是视野狭窄、无法分辨颜色,后来就越来越看不见书上的字,从借助放大镜到使用电子助视器,眼睛的可用时间越来越短,看一会儿书,就非常疲惫。视力状况每况愈下,吴可彦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彻底失明,对黑暗的恐惧蛰伏在他的内心深处蠢蠢欲动。最终都是要看不见的,他不知道自己努力的意义是什么。   身体的障碍加思想的困境,“初中三年是我最痛苦的三年。”吴可彦告诉记者,当时他还在普通学校读书,老师同学都对他非常关心和爱护,但越是如此,他越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神经越是紧绷。   痛苦催生哲思,特殊的经历让他更显“早慧”,十来岁的孩子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我想成为哲学家,寻求我的真理。”这几乎成为他当时的倚仗。   吴可彦酷爱读书,即便视力微弱,在初中阶段也坚持阅读了大量的东西方经典,尤其是哲学书籍。吴可彦读书的方式很“奇葩”,他每次拿十本书放在书桌左边,每一本读十页,读完十页后放右边,再读下一本书的十页,以此类推,十本书里哪本读完了,更换下一本。然而有一本书一直都在——《庄子》。   “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庄子》中关于“德全”的说法,让吴可彦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身体上的残缺是小事,精神品质的完全才是重要的,这个说法对当时的我有很大帮助。”吴可彦称《庄子》为“书中之书”,即便到今天,他也会反复阅读、日读日新,他告诉记者,如果流落荒岛时只能带一本书,他会选择《庄子》。   不过,另一方面,少年吴可彦追求真理的路并不全然顺畅,不同流派的哲学家有不同的真理,他们相互批评,也让心智初开的吴可彦陷入某种混乱,古典哲学中形而上的部分更让他感到失望和苦恼,“我开始觉得,哲学好像无法带给我真理。”   直面荒诞   然而哲学这排“不同焦距的望远镜”,却帮助吴可彦仰望文学的天空。少年可彦的烦恼在初三暑假迎来了转折,他接触到了大量触及心灵、富有哲学意义的小说。   16岁那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主人公一觉醒来莫名其妙异化成甲虫的故事让他醍醐灌顶,“之前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我的眼睛出问题,为什么偏偏是我跟别人不一样。卡夫卡的小说写得就是这样莫名其妙,但它把我一直在追寻答案、追寻真理的状态给按住了,它直接让我去体会一种荒诞的处境,让我去直接面对荒诞的处境。”   直面荒诞,吴可彦不再去挣扎和悲愤“为什么”,他决定高中去盲校读书,“一直以来我非常排斥去盲校,因为这代表我承认自己是残疾人,那时我还能看见一点,《变形记》让我直面自己的处境。”   此后,吴可彦又遇到了博尔赫斯、海明威、加缪几位对他影响至深的小说家,尤其是盲人作家博尔赫斯,双眼逐渐失明的经历和令人惊艳的作品都让吴可彦深受震撼和鼓舞。“他们用写小说的方式寻找哲学,寻找真理。”吴可彦决定要从事文学创作。在盲校的三年时间里,他每天坚持数万字的阅读,并以其独特的感悟和视角创作了不少诗歌和短篇小说。   然而吴可彦的文学创作之路并不被看好,大家都劝他认清现实,高三那年,父亲还特地带他拜访了当地的一位诗人,答案依旧——他靠文学无法谋生。于是吴可彦在高考时决定读针灸推拿专业,“我当时就想,我要把按摩做经济基础,用文学做上层建筑,只要把按摩本领练到两只手上,生活就没什么顾虑了。”   2009年,吴可彦考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大学期间,吴可彦一边学按摩一边写作,大五那年,在强烈的危机感的敦促下,他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星期八》,“那时我觉得大学毕业后就要去盲人按摩店工作,以后可能没机会写小说了,我想最后给自己的文学梦画一个句号,就写了《星期八》。”   直面荒诞给了吴可彦额外的惊喜。这部带有悬疑科幻色彩、长达26万字的小说很快受到了福建省残联、福建省作协的关注,并被资助出版发行。在漳州市第八届百花文艺奖的评选中,《星期八》从参选的193件文艺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一等奖。   “拖”住时间   实际上,《星期八》完成后不久,吴可彦的双眼就彻底陷入了黑暗。从13岁到24岁,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他笑称“当年医生预测的还是很准的”。   失明对吴可彦的创作影响并不大,当时他已经借助读屏软件、不用眼睛就能写作。他告诉记者,黑暗帮他斩断了更多来自外界的诱惑和干扰,让他“拖”住时间。   吴可彦对时间似乎格外敏感。在《星期八》中,主人公吴不器就获得了时间的馈赠,每周多出来一天,然而这个礼物却又用各种花招把时间劫掠回去,终究是虚幻的。   孔子说“君子不器”,吴可彦便把主人公叫吴不器,“意思就是没有人不是机器,我们多多少少都是。科技社会是一个系统,当人被纳入这个系统,就跟机器差不多,只能随着这个系统的节奏运转。我们的生活深受技术的影响,技术给我们植入了美好的星期八,但我们要警惕,不能成为器具,不能被技术所控制,要不断超越,要把科技进步送给我们的时间礼物真正拿到手上。”   如何“不器”,把时间的礼物拿到手上?   在吴可彦看来,时间分为两种,一种是钟表上可视的公共时间,一种是专属于自己的“本真时间”。“在进入写作状态时,我常常感觉只过去了一瞬间,但每当我告一段落,发现已经过去了两三个小时。对我来说,这两三个小时就被我‘拖’走了,拖进了一个专属于我的世界。”   吴可彦也将这种物我两忘的状态称为“错位”,“我们应该尽量去追求这种错位,把时间‘拖’出来,‘拖’住时间、争取时间就是延长生命。”   《星期八》之后,吴可彦一直在通过写作“延长时间”。八年来,他笔耕不辍,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八度空间》、诗文集《血河集》、长篇小说《茶生》、短篇小说集《小梦》、长篇小说《盲校》和儿童文学《地球少年》。   “一个人只要选择了写作,那么他经历的一切不幸都不再可怕,因为它们已经成为写作的素材。”博尔赫斯如是说。而吴可彦在写作时虽然会借用生活中的人物原型,却从来不碰盲人题材。   “一直以来,眼睛是我的一个痛点和弱点,我有心理障碍。但27岁时,失明三年后,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只有将军才怕暴露自己的弱点,而作家就是要把弱点拿出来剖析。”于是,吴可彦开始动笔写《盲校》,写高中三年的经历。   第一稿吴可彦写得很“愤怒”,文字间充满了批判,批判当时盲校教学水平太低、学生不爱学、老师不爱教等等。“我从高强度的普通学校进入盲校,非常不适应,有很多埋怨和不满,常常和老师有观点上的冲突。其实当时的我不太愿意接受,认为自己处于一种被放弃的状态。”   “然而第一稿写完后,我忽然原谅了自己,也原谅了当时的生活。写第二稿时,我开始看到当时盲校教育中存在的实际性困难,也发现那三年其实我很快乐,读了非常多的书,做了充分的思考。”吴可彦的声音变得柔和起来。   2020年,《盲校》在文学杂志《作品》上发表,又被影视公司选中,目前正在进行影视改编中。   此外,他的短篇小说《白云女孩》获第三届启明儿童文学奖,《梅花谱》获福建省2017年优秀文学作品奖;在福建省作协和省图书馆联合评选的“福建文学好书榜”,开设的五届中,吴可彦的作品三届上榜;2018年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福建省最年轻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残联还为他颁发了省自强模范的荣誉称号;今年他又获评了2021年度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人物。   “一个作家的终极作用也许是给人类文明留下几个句子,留下一点思想,留下几个人物形象,绝大多数作家当然都没有做到,这不仅要靠努力,还要靠缘分。”吴可彦说,他所能希望的,只有下一本书可以写得更好。

标签

发表评论